群眾集資助圓夢 風險局限多

早前由資深新聞工作者吳曉東發起的群眾集資項目FactWire成功於兩個月內籌到300萬，令群眾集資成為熱門話題。然而，群眾集資不盡是成功，當中亦有不少失敗的例子除了是項目發起人準備不足外，香港人對群眾集資缺乏認識更是其失敗的致命傷。群眾集資興起，為備受資金困擾的創業者帶來曙光，但並非全無風險，當中有不少局限和挑戰。

文字、攝影：黃金棋   編輯：廖欣揚

群眾集資近年於香港冒起，同樣於2012年成立的FringeBacker和Dreamna是目前香港較大型的集資平台。雖然群眾集資是從外國傳到香港，但不同地方的集資項目亦不盡相同。FringeBacker和Dreamna的集資項目種類主要是慈善、藝術和實踐夢想，有別於歐美主要為新發明品集資籌款。

集資僅為開業 長遠營運靠自己

FactWire是目前香港最大型的集資項目，成功在兩個月內於集資平台FringeBacker上籌到300萬的目標。直到今年9月，FactWire已籌逾440萬元。集資活動發起人吳曉東認為，FactWire成功原因是理念能觸動香港人，「FactWire和一般集資的發明品一樣，都是為了解決大家生活上所面對的問題，只是FactWire解決的問題是無形的新聞自由。」吳指很多香港人和他一樣，看到香港新聞編採受背後投資者的政治立場干預，因此他希望籌集資金建立一間完全獨立自主，為公眾揭露真相的通訊社，爭取真正的新聞自由。

吳為集資成功感到喜出望外，但興奮過後，他坦言將來未必會再以集資的方式籌集資金。「集資期間，每日都要想辦法保持公眾對FactWire的注意，其實是很辛苦的事。」吳希望將來靠銷售新聞予專業用戶賺取資金。

香港創樂團和香港大學合辦的「偶樂」音樂會是另一個於FringeBacker成功集資的項目，目標集資12,000元，最後成功籌得14,600元。樂團總經理陳楚珊坦言，集資支持者主要是一班支持樂團的觀眾，但將來不會再於平台籌集資金。她認為網上集資與平日接受支持者捐贈無異，亦無助拓展新捐款人，「香港人通常只願當旁觀者的角色，很少主動參與。」她指香港人普遍較被動，習慣買票入場支持演出，但不會主動投放金錢籌備演出，因而覺得集資平台作用不大。

群眾集資 未成氣候

即使香港集資平台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但不論是平台發起人或是集資者，都認為香港大眾對群眾集資仍不熟悉。Collaction是一個幫助不同活動發起人在網上籌集資源和人力的平台，藉以解決發起人籌辦活動時資源不足的問題。Collaction曾於集資平台上為其主辦的藝術活動「我有一個夢」籌集資金，以9,000元作目標，但最終只籌得4,250元。Collaction創辦人許孝謙和陳浩軒事後分析項目失敗原因是準備不足，在正式集資後才開始宣傳，所以獲得較少人支持，「但最重要原因是香港社會本身對群眾集資這個概念很陌生，很多人誤解集資是捐贈或是做善事。」

Dreamna的創辦人陳家英亦認同香港群眾集資風氣未盛，未如外國般對群眾集資習以為常，「尤其是一些概念性的集資項目，很多人甚至會對集資項目有懷疑。」香港人對群眾集資抱觀望態度，大部分成功集資的例子都是對社會有意義的慈善項目，而很多藝術和實踐夢想的項目主要是依靠發起人的朋友或者本身的觀眾支持，單靠公眾支持很難成功。

集資不受法律監管 僅靠平台把關

集資平台FringeBacker和Dreamna現時的集資項目均為報酬類型，支持項目人士付款後，可獲得實物或服務作回報。曾有網絡歌手於集資平台上因涉嫌「造數」而被集資平台取消其項目，由於不涉及股權和貸款，現階段集資平台不受任何法例或證監會規管。FringeBacker執行董事許婷婷表示，集資平台通常要求發起人和支持者提供個人資料核實，減低造假的機會。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指，香港集資平台主要由捐贈人提供資金，並以貨品作回報的方式進行集資。付款人可能會面對項目資料失實、詐騙和抄襲等風險，而項目發起人亦要面對平台關閉等風險。

何又指，現時有不同國家對集資平台進行監管，如美國《JOBS Act》法案放寬讓已向美國證監會註冊為中介單位的集資平台，可以直接買賣公司股權，毋須另外申請。但他認為香港群眾集資尚處於起步階段，「過早進行規管，會扼殺集資項目發起人的創意」，應先讓公眾多了解群眾集資，對監管程度和方法有充足討論才立法規管。

集資平台需多元發展

現時香港的集資項目均透過網上平台進行，未來集資平台將趨多元發展。FringeBacker創辦人許婷婷指，他們計劃著力發展大型慈善項目，為項目發起人提供更完備的協助，如設立籌款大使。而Dreamna則打算籌辦「市集」走向實體，讓有意集資者擺放攤位，親身與陌生投資者接觸，帶起公眾集資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