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悲觀而積極──專訪杜耀明

「未來會是怎樣,我沒有一個清楚的藍圖,但正如生活每一個開端,我並沒有仔細思考。」從未修讀新聞學,卻輾轉當上記者,然後走進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用 30 年時間培育無數記者。當年大學畢業的杜耀明(杜生),或許從沒想到會與 「教師」這個身份拉上關係,燃亮無數後輩的生命。

從離地到貼地 春風化雨三十載

杜生年輕時醉心哲學,無奈「離地」的哲學家畢業後終需面對生計。輾轉在介紹下走到《快報》當「貼地」 的記者。記者工作繁重,致使未能完成莊子哲學碩士學位。後來修讀城市研究碩士學位時,又於《虎報》遇上權力鬥爭。適逢浸會大學登廣告聘請教授,便辭去記者 一職,「試一下教書,希望有兩年安靜日子,寫完論文就走人。」怎料本來「兩年」的決定,一直持續了 31 年。

「看著學生由不明白到明白,我覺得能幫到人亦能幫到自己」由第 1、2 星期的新聞寫作課,看到學生不 堪入目的功課,直至第 6、7 星期學生進步至能寫出無大問題的文章,當中的滿足感正是杜生 3 年又 3 年,最後執起教鞭 30 載的原因。

「教書對自己、對學生、對社會都好像有一些角色,而且惟有教學才可以令自己的思考有系統。」記者笑說杜生的教學動力原來不是來自學生,他則「笑笑口」 地說「教書也好,做其他事也好,首先應令自己感到滿足。」

杜生提及近年系訓為「培育未來新記者」,感慨新聞系不應如職業訓練所般。

從應用中學習 教導「做好一件事」

面對新聞業的專業光環日漸褪色,新聞系看似慢慢失去存在價值。杜生倒認為這個時代更有需要教新聞,「新聞系教會你如何 discipline(規律)自己做好一個 人。」他直言新聞系能給予人的知識不多,很多都要從應用中學習。因此對他而言,新聞系課程最寶貴的價值, 在於能讓學生學習「做好一件事」。「現時不少學科都 是讀好一本書,但不是做好一件事......而營運《新報人》 (新報人為浸大新聞系必修課程)不只是做好一件事, 而是做好一件『真』的事。」

由《新報人》至學生出外實習,杜生都希望學生在過程中學會照顧自己,並學會與他人合作營運好一件 事。對於《新報人》,他有自己一套的想法──堅持「不干擾」。不論新報人的編採方針,還是運作模式,杜生總希望以局外人身份在旁「笑笑口」地觀察,如非必要絕不出手,「我不希望學生依賴我的意見,習慣一旦養成就很難改變。」

杜生不在意學生最後是否投身新聞行業,只盼學生能「做好一件事」。

低調而窩心 只盼學生「心要正」

「不干預」並不代表不關心,杜生似乎能記起與學生相處的每個細節,把歷屆每位學生的中文全名說出。 「當然不記得啦!」杜生謙遜地說,與舊生說起往事時很多都想不起了,但人名一看倒是記得。事實勝於雄辯, 訪問中不時提起多位舊生名字,杜生能清晰說起他是哪年畢業與誰人同屆的細節。網上有不少舊生就著杜生退休而撰文,當中描寫了不少窩心經歷,但於訪問中卻從不提及。杜生對學生就是默默的,不舖張,不張揚。

對學生的關心,不只限於在學時期,杜生更關注的是學生畢業後所走的路。有線電視早陣子遇上欠缺投資者的危機,杜生於舊生聚會中仍不忘為於有線工作的學 生介紹工作。對於學生最後是否投身新聞行業,杜生並沒有在意,只盼學生能「做好一件事」,保持「心要正」,「讀新聞不要期望會讓你飛黃騰達,未來能做輪后、做 主播助你風光。」面對只顧成名富貴學生「沒有希望就不會失望」,但他最重視的,是學生抱持此心態最後可得到甚麼,學習到甚麼。

縱然遇上不同考驗,杜生始終保持「心要正」。 

風雨漂搖不畏強權 充當死士肩負重任

於浸大多年,少不了遇上風浪,近 10 年風風雨雨尤其多。杜生多年從事浸大教職員工會這「高危工作」, 不怕成為「死士」,亦要捍衛教職員的權益。2005 年 浸大職工會抗衡時任校長吳清輝改革教職員薪酬制度, 杜生形容抗爭路程是「苦拼」,即使筋疲力盡,仍看不見黑暗隧道的盡頭有一絲光芒。當時杜生堅決不簽新約,與另外 5 名教員險被解僱,最後逾 200 名浸大校 友於報章刊登聲明,學校才擱置啟動解僱程序。此後杜生繼續執教的心變得更堅決,「這麼多人支持後,沒有理由離開,就更加要教下去,直至退休。」但憶起往事, 他仍對當時未能留任的 2 位文職同袍感到難過。

至 2012 年浸大民調風波前,傳理學院時任院長趙心樹更為教職員設計數量化評核制度,以分數評核教職員,卻無事先說明哪個分數代表甚麼,只交由評核小組事後自行演繹。在與趙心樹開會角力前夕,面對一名有權力置他於死地的人,杜生坦言當時壓力很大。學生眼中天不怕地不怕的杜耀明,竟怕得開會前到球場先跑 20 個圈抒壓,但他從來沒有想過退縮。杜生現在回想不忘「感謝」趙心樹,令他知道「有些事不可退」。

杜生在新聞系中孑然一身,於敏感議題中與校方對抗。

世事無奈 選擇悲觀而積極

杜生積極面對難題,記者以為源於其樂觀性格,他卻坦言自己「很悲觀」。「哲學家叔本華說過,人在理智上是悲觀的,因為當你分析所有利弊得失之後,你根本無辦法保障到明天會更好。但同時人若要生活得更好,在感情上應要保持積極,尤其是在面對無可奈何(的處境)時。」

杜生受訪不忘教導作為學生的記者, 不厭其煩地解釋「悲觀而積極」的人生觀。 「樂觀而消極,說穿了不過是守株待兔。悲觀而消極,這是人的自然想法......(但這種想法的問題是)在全個社會都輸了之前,你已首先輸了自己。」杜生再配以比喻,指我們現時都像鐵達尼號的乘客,沒有人會因為 上不到救生船,而馬上跳下去。「悲觀而積極」正正是讓自己不要「下沉得太快」,「既然可以保留這一寸空間,為何要選擇放棄不保留?不要因為他看似無用而放棄,這是你可以做的事。」杜生再以 2003 年港人面對「23 條」立法時的一連串行動作例子,「當時大家都認為法例必定會通過,但大家仍然會自發出來遊行。當 50 萬人都有如此想法 時,力量自然會積累成如此之大。」平時寡言的杜生,每每對學生說起理論,總會孜孜 不倦,並作多番解釋。

杜生經常戴著鮮黃色的手錶,提醒自己不忘雨傘運動。

退而不休 心繫學生

關於退休後的生活,杜生就如大學畢業時般,未有仔細規劃。對記者說要當 Uber 司機,自言「很熟路」;對學生說要看畢過千頁的書;接受報章採訪時又說要做回人權記者。問及杜生喜歡當記者還是編輯,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因為站在很前線,而且有發現的過程。」但當問及喜歡教書抑或做記者時,便抉擇不了,「兩樣都喜歡。」 即將離開校園,杜生截釘截鐵地說沒有遺憾,唯一是未能歡送三年級同學畢業。杜生始終如一,都是心繫學生。

《San Po Yan Magazine 新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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