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前夕:一對父子的去與留

六四30週年,於中學任教何先生將於六月與太太移民到台灣,開展退休生活;即將大學畢業的小兒子卻選擇留在香港,開展獨立生活。這對父子所面對的,是怎樣的選擇?六四的記憶為他們各自而言,又有甚麼意義?

 

何敬樂十分支持父母移民台灣的決定,希望他們能夠好好享受退休生活,探索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父 : 有一份責任傳承

1989年,26歲的何先生在教育界初出茅廬,第一次接觸六四的可怕,與很多香港人一樣,都是從那昏黃可怖的電視畫面上。看著電視,他與父親頓時啞口無言,空間彷佛是凝固着,「為什麼會有一個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可以如此對待自己的人民,以及社會未來的棟樑?」

何先生曾經帶領學生迎着八號風球的狂風暴雨,上街遊行、集會支持中國的學生,「以前我任教的學校很民主,不會干涉學生去遊行,但今天要帶學生去遊行會受到很多阻撓。」六四屠城後,他鬰結難紓,同時感受到自己有一份責任,一份去傳承這段歷史的責任,因此他每年都會與太太參與六四晚會,也有與自己的兩位兒子提及過六四。然而,他卻對年輕人對六四的取態有另一番看法,「我不會怪責年青人對六四無感,情感是不能強求的,正如你不可能強迫一個人由衷地愛國。」他認為六四事件始終是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事,年青人很難完全理解這種情感。

子 : 先掃門前雪

何先生的小兒子何敬樂今年21歲,第一次接觸六四是在小學的時候,在學校觀看有關六四事件的片段,他與其他同學都不禁流淚,「我現在會想像,如果我是當年北京的青年,我也會是抗爭學生的一份子,一同被人鎮壓,因此我痛徹心扉。」

然而,當何敬樂逐漸長大,繼而在中學階段經歷雨傘運動,他對六四的感覺有很大轉折。他認為香港自身的議題遠比中國的重要,更值得香港人去關注,「門前雪未掃,遑論要掃别人家前的雪?」雖然能夠同理六四的慘痛,但他卻不如父母般心繫中國的民主運動,也認為為年青一代而言,雨傘運動的記憶更為深刻,「當時事件是在北京發生,但對他們(父母)來說,就像是在大埔發生一樣。」他這樣形容父母對六四的情感。

何敬樂並不希望六四遭到遺忘,更希望將這段記憶繼續傳承,「現在已經有人開始質疑六四的真偽,我害怕未來這段歷史只會成為都市傳說。」他認為傳承的並不應只是記憶,還是一份抗爭的意志,藉著事件讓下一代了解獨裁政權的本質,「傳承絕不會只是唱歌、點燭光,我會告訴他(下一代)為何日後我們可能不再說廣東話,而是改說普通話。為何我們要寫簡體字,而不再寫繁體字。」說罷,他沈默半晌,又笑言,「當然,要不要有下一代也是一個問題。」

父 :嚮往自由選擇的權利

何先生一直於中學任教,但他近來發現自己的體力無法應付工作,而且教師這個行業所承受的壓力也愈來愈大,因此他萌生了提早退休,移民到台灣過簡單生活的念頭。

除了自己的身體狀況,驅使他移民的還有香港的現況。「香港社會愈來愈混亂,政府開始侵入香港不同的階層,指鹿為馬的事情不斷發生。」他以學校家教會為例,以往希望加入家教會的,都是熱心幫助學校的家長,但現在卻開始有人士故意加入家教會,進行有目的的政治推廣。何先生希望生活在一個有自由、有選擇的地方,更希望給予自己的兩位兒子離開香港的選擇。眼見香港漸漸失去自由,何先生不其然想起在六四屠城中同樣為這份自由而犧牲的學生。

「香港本來是一個高質素的城市,現在逐漸走下坡。」他坦言對香港未來十年的前景感到悲觀。他亦提到,除了自己有移民的決定外,身邊也有朋友考慮移民。有人可能會覺得移民是逃避責任的行為,但他卻不認同,他認為每個人背後都有自己的原因而選擇移民,「我只是嚮往自由選擇的權利,不代表我不再關心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

移民讓他有一個機會過簡樸自由的生活,何先生夫婦都有宗教信仰,「那時候去參與教會的聚會,大家都可以自由分享對於政治方面的意見。相比起香港,台灣於言論上沒有太多限制。」何先生移民台灣後,不打算繼續從事教育,反而希望探索更多生活的可能性,「我會先學好普通話,並建立新的興趣,包括學樂器等等,亦會多做運動保持健康。」

子 : 愛香港的『難頂』

何先生有兩名兒子,大兒子現於日本讀書,而小兒子則於香港就讀大學四年級,但他倆都無意跟隨父母移民到台灣。大兒子較喜歡日本的文化,而小兒子暫時則希望留在香港生活。

選擇留港的小兒子何敬樂表示,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想變得更獨立,「從小到大我都太依賴父母的照顧,現在有機會讓自己獨立,嘗試跌跌撞撞。」他亦十分支持父母移民台灣的決定,「他們已經勞碌了半生,值得去享受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何敬樂不期望香港會變好,只希望未來不會變得更差。

他留下來,也是基於他對香港的歸屬感。去年暑假,一齣名為《香港三姊妹》的舞台劇為他帶來很大的震撼。「有一幕是有人舉起一些發生重大事情年份的牌子,例如1967年,然後再把這些紙張碎掉。碎紙的『嘶嘶』聲,令我的心同樣有被撕裂的感覺。」他憶述劇作將他自雨傘運動後抑壓的情緒釋放出來,劇終,他坐在劇院裏泣不成聲。

記者問:「你認為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重要,還是到別處尋求較理想的生活重要?」

何敬樂不禁失笑,看着窗外的遠景沉思起來,這是他暫時不懂答的問題,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要移民,他一定會記掛著香港,「我會掛念香港的粗口、熱、焗促,一些很『難頂』的事物。還有很微小的事物,巴士按下車鈴的聲音、夜晚的旺角、通宵小巴、茶餐廳的電視。」

《San Po Yan Magazine 新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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