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從「和理非」到前線抗爭 陷角色掙扎的「勇武社工」

在街頭的「反修例」示威衝突中,有社工負責監察警員的驅散行動,也有社工在警民間築人鏈做防線紓緩衝突。而擔任了社工數年的Billy(化名)就選擇走上前線,用最直接的方式與示威者同行。在執業社工與示威者之間,他屢歷角色上的掙扎。在經歷「營救理大」一役後,Billy的精神狀態,以致工作都受到影響,他作為社工卻無法自我排解。

眼見社工難阻「警暴」 無力感驟生

      今年二十多歲、身形高大的Billy,畢業後在一間外展機構工作至今,負責輔導「夜青」(即深夜仍不歸家的青年)。也許是自身年齡與輔導對象的相近,Billy的工作一直相當順利,能與他們打成一片。尋回離家出走的少年、開解尋死的中學生、引導他們重回人生正軌⋯⋯正當Billy剛能實踐成為社工的願景之際,一場社會運動的爆發,為他的工作和人生都帶來了改變。

      身為社工,Billy開始變得公私難分。在公,他需要比以前更加關注那群少男少女的去向,生怕他們參與抗爭期間失聯。「以往若找不到那群『仔女』,會以為他們又去了玩,但現在卻會擔心他們是不是被消失了。」在私,他與很多香港人一樣,幾乎犧牲所有休息時間和假期,全身投入抗爭,盡量出席每個週末的集會。有時集會遊行前夕要輪通宵更,他寧願不睡覺、不休息,也要按時參與。

Billy說他在前線最常做的事,是在前線舉起傘陣。

      除了作息,改變他最多的,是對社工這份工作的看法。Billy慨歎道:「我不否認其他社工在這場運動的貢獻,但無論怎樣在場監察、怎樣努力維權,警暴和濫捕也還是會發生。」於七月中,他會見了一宗個案的當事人,是一名因抗爭而被捕、剛保釋不久的少年。該少年不但對他哭訴於警署所受的不公,還向他展露了身上的瘀傷。那片深紫色的傷痕,令Billy難以釋懷。他質問自己︰「我的社工身份能為他幹甚麼?幫他投訴嗎?他在被打時已經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投訴成功又有甚麼用?更不用說投訴不會成功。」再多的新聞畫面,也不及親眼目睹所帶來的衝擊,被少年遭遇深深影響的Billy,此時開始思考是否要用另一個方式和抗爭者「齊上齊落」—走上前線。

放下社工包袱 走向勇武之路

      在Billy的機構裡,同事之間會一起討論時政,政見不是禁忌亦不是秘密。但如果談及走上前線的經歷,就少不免有些顧忌。「社工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向服務對象負責,要是『其身不正』做違法事,又怎能當個稱職的社工?大家都覺得上街是公民責任,但是當談及『勇武』、『前線』,就可能會扯上個人操守,變得完全不是那回事」。在當一名「專業社工」和「香港人」之間,Billy經歷了無數次內心掙扎。一向勸導青少年不能「以暴易暴」的他,卻越來越不相信和平手段能尋求出路。回想起少年所遭受的不公,覺得留在社工崗位能力有限的他,最終還是選擇戴上頭盔、蒙起面罩,走到前線。

      Billy以往會相約同事們一起上街,自角色有變後,為免身份泄漏,就再沒有與他們一起參與遊行。每當同事問他遊行日會去哪裡,他往往會以在家休息或私下有約來推搪。Billy笑稱,「在家休息」常被他用來應付同事的邀約,但「回公司上班」同時也是他應付「極度和理非」家人的藉口。

      瞞過了家人和同事,他和朋友組成小隊,繼續上街抗爭。七月二十八日,Billy第一次走上前線,即使戴了眼罩和防毒面具,他仍因聞不慣催淚煙味而被嗆得呼吸困難。友人從旁協助,險被警方追截。「那時還不懂得怎樣戴『豬咀』,索得不夠緊,結果差點『累街坊』」。

      經歷了之後的「八一一」、「八三一」、「十月一」等等難忘的日子,Billy學會怎樣「滅煙」、如何自製盾牌和汽油彈。許多人認為,每個前線都會有一個負責的崗位,但他笑言弄不清自己的定位,因為他每樣都會做。而最常做的,就是站在前排舉著傘或盾,和大家一起前進。

和其他「手足」一起「齊上齊落」是Billy抗爭期間最想做到的事。

      「營救理大」行動是「反修例運動」的轉捩點,除了多人受傷、被捕以外,許多示威者的抗爭意志亦因此陷入了低潮,Billy亦是其中一員。十一月十八日的下午,在槍林彈雨、硝煙密佈的加士居道,他站在最前排、拿著盾擋著四處亂竄的子彈。他憶述︰「即使已經歷過不少陣地戰,但這絕對是最驚險的一場」。一顆又一顆的催淚彈令現場煙霧瀰漫,槍聲不絕於耳,示威者沒有後退,仍然將防線向前推進。這場激烈的攻防戰,自然不乏從抗爭者陣營拋出來的汽油彈。也許是後排的示威者力氣不夠,Billy不幸被後方拋出的汽油彈擲中。除了肩膀和腳踝遭燒傷,他身上的黑色風衣和臉上的「豬咀」也被燒穿了洞。經義務急救員初步治理後,不甘認輸的他繼續作戰至晚上,直到手部再被催淚彈擊中,他才到「國難忠醫」當晚的義診點求診。

「營救理大」後身心俱疲 冀運動能找到曙光

      當天演變成激烈警民衝突的「圍魏救趙」行動以失敗告終,這一役為Billy身上添了不少傷疤,同時亦讓他心裡烙下了陰影。「比起其他『手足』的遭遇,我被汽油彈和催淚彈燒傷已經不算甚麼,只是好像即使大家同心協力,也無法對抗政府。」他低頭看著腳踝上的疤痕,緩聲地道。

於理大一役中,Billy誤中了由其他抗爭者拋出的汽油彈以致燒傷。
Billy受傷後,他表示當日仍一路堅持「作戰」到晚上。
「營救理大」那天,Billy形容整條加士居道都被催淚煙籠罩。

      理大一役完結後,Billy的挫敗感驟然而生,開始對任何關於「反修例」運動的資訊產生抗拒。起初會不斷在通訊軟件Telegram翻看資訊的熱血青年開始變得政治冷感,甚至拒收所有訊息頻道的通知。「雖然當時不想接收任何相關訊息,但一想起其他抗爭者,總是會忍不住落淚。」除了變得政治冷感,Billy的情緒亦一直相當低落,無心工作加上失眠及易怒等徵狀,令他懷疑自己患上了抑鬱症。這情況一直持續至今,惟因擔心遇上政見不同醫生,又害怕應診時會被記下發病原因而導致身份泄露,他一直不敢去求醫。「沒想到身兼輔導工作的社工,竟然『能醫不自醫』」。Billy挑起嘴角,一臉無奈的自嘲。

      近四個月來,Billy參與集會遊行的次數大減。他嘗試努力重新投入工作,面對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案件,他只能按捺著與示威者「相認」的衝動,將「勇武」身份藏於心底。即使上過前線、受過傷、付出過,但當Billy再面對這群比他年輕的抗爭者時,他心裡的愧疚感絲毫沒有減退。「要當一個專業社工,難就難在要將個人情緒和立場區分開來。」他深明社工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會影響到服務對象,故只能重複地用那些陳腔濫調勸說他們不要犯法。

      另一方面,Billy身邊已有人被警方以暴動罪起訴。他坦言,自己至今仍未被捕只是幸運。「只要政府進行「大清算」,很快便會輪到我。」面對被捕後或會被吊銷牌照,Billy已有心理準備。他最擔心的不是失去工作,而是怕連累工作的機構和輔導對象。

      十一月十八日後,挫敗感籠罩了他,也籠罩著整場運動和其他香港人。儘然如此,Billy現時最大的心願仍是那句—「光復香港」,只是再不知道應該從何做起。他自言不清楚以自己的情緒狀況來說,還能不能繼續上前線。面對抗爭氣氛不如往昔,他只知道目前的自己實在難以再像起初一樣全身投入運動。,他害怕這場運動會無疾而終,但也無力償還那份內疚感,「我自己大概也是讓抗爭氣氛淡化的一員,我很恨自己,但我真的並沒有如常的過生活⋯⋯每當想起那些經歷,我仍是心傷亦內疚得喘不過氣⋯⋯」。懷著自責、每天努力「扮演」普通人的他,每當想起正在還押或是「被消失」的抗爭者,都會希望六月時港人的團結能夠重現街頭。

《San Po Yan Magazine 新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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