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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電檢修例加入國安審查 本地電影創作者冀續創作界線待摸索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政府因應《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於6月刊憲修訂《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訂明電影檢查員需考慮影片,是否描繪、刻劃及表現「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損害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及後,於8月下旬政府宣佈向立法會提交《2021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電檢修訂草案》),指該草案「完善電影檢查規管制度」,而建議當中提及將賦權政務司司長撤銷「不利於國家安全」影片的准映證等等。現時,立法會「電影檢查條例修訂草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修例程序,並三讀通過修訂。 政府公告一出,有學者質疑《電檢修訂草案》中所提到的「不利於國家安全」字眼的定義含糊,擔心新修訂將增加本地電影界在創作上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電影圈對新修訂的取態各有不同,有人擔心其創作自由受損、有人對新電影工作環境抱持觀望態度、亦有人選擇堅持做香港電影,然而一眾電影者抱同一目標——在未來繼續創作電影。

港府發公告稱,《電檢修訂草案》目的是「完善電影檢查規管制度」,確保履行《港區國安法》以維護國家安全責任,並為檢查員在進行電影檢查工作時提供清晰、明確指引。(政府新聞公告截圖)

學者︰國安審查準則含糊 撤銷准映證對電影界屬「大轉變」

港府於6月11日刊憲修訂《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規定電影檢查員應將涉及「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上映影片列為「不宜上映」。同日,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吳國坤得知新指引後,隨即表示是次電檢修例是正在扼殺本地電影創作的自由空間,並不希望日後電檢條例再出現大變動。其後,港府於8月24日向立法會提交《電檢修訂條例》草案,惟草案提及電檢員在考慮影片上映準則的字眼由「危害國安」被改為「不利國安」,以及加入賦權政務司撤銷准映證等立法建議。

吳國坤研究電影審查制度多年,他稱該次電檢修例是電影界的重大轉變 ,「以前(電檢處)發出電檢證等於Finalized(敲定),但現(政府)可推翻。」他舉例指,若放映某部電影期間,引起外界對電影的討論,而其言論涉及「危害國安」的言論,港府可藉機會撤銷該電影的准映證。電影上映準則在修訂草案中的用字由「危害國安」轉為「不利國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下稱:商經局)局長邱騰華在八月時曾經解釋兩個用字出發點相同,「不利」字眼已參考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例。吳就認為後者的字眼難以界定,亦不清楚往後以批評民生問題為主題的電影,會否亦需要通過國安審查。本地電影《金都》導演、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得獎者黃綺琳同樣表示,是次電檢修例「想以明文警告、提醒(本港電影製作人)無法拍攝某些他們認為違反《國安法》的題材」,亦是向電影投資者發出提示 ,皆因部分電影情節需經刪剪方可上映。

《紅磚危城》紀錄片導演、美國「紐約節廣播大獎」人道範疇作品金獎得獎者張凱傑形容,政府提出進行電檢修訂是「製造白色恐怖、寒蟬效應」,更代表港府不信任以往的電檢制度、電影檢查員、電影創作人,以至整個電影產業。翻查《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發現指引列明「如影片聲稱是紀錄片,或報道或重演與香港的情況有密切關係的真實事件,檢查員在考慮相關影片的內容時須更加審慎。」被問及對上述新指引的看法,他稱是次修訂《電檢條例》是明顯針對紀錄片拍攝及上映,「明顯杜絕比較寫實、與社會議題相關的電影上映。」

張凱傑本身為一名記者,於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後開始製作相關紀錄片。(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電檢修訂草案》列明曾獲發准映證的電影亦有被撤證禁播的可能。對此,吳國坤認為撤證禁播做法是針對近兩、三年的政治電影及紀錄片,更相信「被禁」目標是類似以「反修例事件」作背景的政治紀錄片如:《理大圍城》。他表示,自《理大圍城》播映團隊取得准映證後,《文匯報》等媒體向其電影進行輿論阻撓,以致未能正式上映。同樣以「理大衝突事件」作背景的紀錄片《紅磚危城》被當局評為三級電影,但於去年十月成功取得電影准映證;張凱傑表示,儘管電檢處及後未有對電影作出重新審視,惟他擔心作品往後或會被強制禁播。本報就此向商經局查詢,當局有否列出電影重審名單,商經局回應指《電檢修訂草案》旨在「完善電影檢查的規管制度」,並非針對個別影片。

談及香港跟其他地區的電影審查制度相似之處,吳國坤認為東南亞國家的電影審查制度制度可較接近是次本港電檢修例內容,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並笑稱該兩地電影「大家都知、可以話死咗。」
《紅磚危城》是由眾新聞拍攝「理大衝突事件」而製成的紀錄片。張凱傑稱,在2019年期間採訪「理大衝突事件」時,「看到許多人受傷、很多人出現內心掙扎、想突圍而出(意即逃出理大校園)但不成功」,故此想藉着電影把事件記錄下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導演黃綺琳︰電影審查界線模糊 只能不斷猜度

電檢條例引入《港區國安法》條文,外界有憂慮聲音指本港電影審查制度,或與內地電影審查制度愈趨相似。吳國坤則認為,中、港兩地的法治制度不同,故難以比較兩地電審制度,例如:內地政府可直接介入電影審查,反之香港擁有獨立電影審核委員會。但他坦言,條例賦權商經局長委任一名公職人員代表出席會議 ,讓他覺得中、港電審制度將會「稍稍相似」。

曾為內地電影撰寫劇本的黃綺琳表示,雖然內地電影圈沒有明文規定的拍攝禁例,卻有着約定俗成的拍攝禁忌,如電影內容不可涉及壞公安、貪污官員、鬼怪等角色或題材。她稱,內地劇本送審成功與否「需看看審查員的心情如何」,每次都是「試出來、不斷猜度。」她舉例,若最近有人拍攝同性戀題材而未有通過內地電影審查,他們則會參考先例避免拍攝同類題材;當有同性戀電影題材審查通過時,「我們便知道是因為它(題材)符合某些規定,(我們)才確認到『紅線』在哪。」吳國坤認為,港府仿效內地電審制度把劇本送審的可能性低,此做法不但增加商業電影的待審成本,而且港府亦可能因此成立「劇本審查委員會」,對雙方造成很大成本;另外,商經局亦未有要求製作單位把劇本送往官方審查。吳預計,將來當局會要求更多本地電影刪去某些政治意識明顯的台詞或畫面,如:以「反修例事件」為背景,講述主角被捕後女友到主角家中收拾房間的影片《執屋》,被當局要求刪走大半片段;另一做法,則是被當局推遲上映,以講述警察貪污及黑社會問題的《風再起時》為例,吳國坤稱該片未必不准上映,當局或可延至「敏感期」後才准上映。

本港電影界面對「電檢修例風波」,製作人未來如何自處成問題。電影製作人黃綺琳認為,日後本地電影人需嘗試不同題材才能了解哪些題材是可行。張凱傑則表示,如日後電影觸及敏感題材,自己或其他創作者反而會繞過電檢程序,以網上形式發布影片。當時《紅磚危城》送往電檢處作評級時,他須簽署同意書,以同意電檢處為該影片「留底」,以及在有需要時把影片轉遞其他政府部門查看。如果他預計《紅磚危城》有機會被拒批上映證明書時,他亦不會選擇送檢。商經局指,《電影檢查條例》規定任何擬於香港上映的影片,均須送呈獲電影檢查監督並按《電影檢查條例》處理。

黃綺琳認為,香港電影優勢是擁有自由及多元化的題材,例如:早年《3D肉蒲團之極樂寶鑑》在內地無法過審,反而吸引了內地觀眾組團來港觀看,惟此情況或在電檢修例後不復存在。

憂電檢修例創作空間縮小 香港導演堅持電影創作

立法會三讀通過《電檢修訂草案》後,有電影製作人擔心電影創作的生存空間縮小。吳國坤指出,電檢修例所針對的對象是涉及強烈政治訊息 的電影。他形容,電檢修例是打擊一小部分題材電影,其副作用是「一棍毆落去,打到圈子內其他人」 ,對其他題材的電影同樣增添限制。相反,紀錄片導演張凱傑則認為電檢修例後,電影創作空間會因此縮窄。現時,他正製作兩部紀錄片,但期望未來可製作電影劇情片, 「我覺得紀實的東西越來越難做,難做的原因不只是修例、想不想拍到(某些畫面)、或者對創作的限制,而是紀實的東西越來越不實在,因為社會上瀰漫越來越多『白色恐怖』,受訪人 所說的是否他原本想表達的。 」對他來說,創作空間是雙向的,一方面制度上存有框架限制,另一方面是創作者在創作時是否無拘無束,能否用不同方法呈現內心表達的信息。他覺得劇情片比紀錄片的優勝之處是內容表達不用太直白,可以利用平實的畫面呈現訊息,其創作空間比紀錄片更大。

紀錄片《河上變村》導演、2012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電影導演得獎者曾翠珊指,電影需要斥資製作,萬一電影無法過審、或是上映後被收回,不論拍攝團隊、投資單位、電影發行商均會蒙受損失。因此,她考慮的並非是無法透過電影表達自己看法,而是擔心做電影會否影響他人 ,「大家都未知『紅線』在哪,(對條例)依然理解中。」談及未來計劃,她打算拍攝《河上變村》的續集紀錄片,紀錄疫情下的西貢蠔涌村清醮,一切拍攝都按照原先的劇本開拍,暫未因電檢修例而改變計劃。被問及她以及其他電影製作人,未來在拍攝電影時會否擔心面對「被封殺」風險,曾翠珊笑著反問︰「假如呼吸都有罪,是否大家都不呼吸呢?」

黃綺琳認為,電檢修例受最大影響的是「一群甚少人關注、遊走於獨立片與商業片兩邊的新導演。」她指,剛入行的導演本來已受資金與題材所限制,現時電檢條例加入國安審查,更為新晉導演在創作上設下「多重門檻」。被問及,將來內地商業合拍片的生存空間會否較本地電影大,導致「港味」電影或會被逐步淘汰。黃綺琳否定此說法,認為拍攝及製作合拍片的人早已投身合拍片製作團隊,而非電檢修例後才有這個決定 ,更不代表本地電影人才因此而流失。曾翠珊也不認同傳聞,「大家不應將港產片與合拍片視為二元對立。」

曾翠珊導演(右)說電影審查一直存在,並建議未來有意投身電影界的創作者不能「一昧好驚好驚,要理解法律。」(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不能在港放映的港產片 曾翠珊:介意作品無法在本地上映

《電檢修訂草案》中提到,電影涉及「不利國安」內容可被撤銷准映證,此意味部份涉及政治敏感題材的本地電影,可能無法於香港進行上映,或會被擱置。

自去年11月起,張凱傑於社區進行《紅磚危城》放映會,較早時他曾計劃在電影院「包場」進行放映會,未料電影院以疫情為由拒絕播映 。及後,他嘗試聯絡持有公眾娛樂牌照的場地,起初該場地答應請求,但得知《紅磚危城》被局方列為三級電影、及其內容涉及社會事件後,場地負責人便以電影被列為三級電影為由拒絕借出場地放映電影。《紅磚危城》屢遭拒絕放映後,故把電影轉向到海外放映;張凱傑認為,港產片無法在港上映對香港社會造成損失;若果電影最終以地下形式播映,人們觀賞電影時則要心驚膽顫,對電影的討論隨之減少,將是大眾的損失。他補充,現時香港未出現完全扼殺討論的地步。

《紅磚危城》被電檢處評為三級電影後,每當嘗試進行公眾放映會屢被場地負責人拒絕。片頭亦被局方要求加入警告語句。

曾翠珊以內地人看「打口碟」(意即:國外過量生產且遭到「打口」銷毀的正版碟,卻以非正規渠道流通內地市場) 為例,「以前內地文化、資訊不流通,但基於(內地人)對知識的渴求,也會以自己的方式認識世界。」吳國坤和黃綺琳均表示,若觀眾本身對電影感興趣,反而令他們愈禁愈想看,故不擔心本港觀影文化會受影響。電影製作人對自己製作的電影無法在港上映感可惜,由曾翠珊製作的中、韓合拍片《香氣》未能在港上映,對此她坦言「很介意自己創作無法在自己城市放映。」 又自言「作為香港創作人,當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在自己的城市上映。」

《San Po Yan Magazine 新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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