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盟解散後屬會孤立無援 留守工會各安本業自力更生

作為香港工運的「領頭羊」，香港職工會聯盟（下稱：職工盟）在今年十月解散，結束三十一年的工運路，正式成為歷史。作為獨立工會的連結者，職工盟曾擁有14.5萬名會員、97個附屬工會；惟隨住職工盟解散，旗下屬會失去一大支柱，面臨失去會址、人力資源不足及經費短缺等問題。在工會解散潮下，不少屬會仍選擇留下，堅守初心，為工人積極爭取勞工權益。有屬會幹事身兼多職，在家召開會議，利用空閒時間處理工會事宜；亦有屬會繼續為勞工議題發聲，成功協助工人達成談判；而大型屬會則主動向小型屬會伸出援手，在大時代下延續香港的工運之路。 

清潔服務業工會：改在家中舉行會議 用工餘時間處理會務

「職工盟解散並不代表工人運動終結。」黃迺元作為職工盟末任主席，縱使職工盟解散後，他仍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理事身份，就標準工時、工資等勞工權益議題為清潔工發聲。「清潔服務業工會」屬小型工會組織，目前約有100名會員，每年會費為200元；黃迺元坦言，即使現時工會難以負擔新會址和全職員工的費用，但眼見基層清潔工友生活艱苦，他反問：「工會還可以從工友身上，收取多少會費？」

清潔服務業工會沒有會址，過往一直借用職工盟的油麻地辦事處作開會地點及其通訊地址。自職工盟解散後，工會成員會在黃迺元家中舉行工作會議，黃迺元直言家裏地方有限，每次會議最多只能容納8至9人，亦缺乏投影機等文儀設備，故現時工作空間 與職工盟辦公環境相差甚遠。他期望，日後清潔服務業工會能與其他服務性質相近的工會，如：家務助理總工會等合作，共同租用新會址。

以往職工盟為附屬工會提供秘書和組織幹事，協助工會處理文書及組織活動等工作。職工盟解散，清潔服務業工會隨即面對人手不足問題，現時工會約有7名理事會成員，他們除了處理日常會務、接收工友個案外，亦需兼顧個人正職工作。由於每位成員的上班時間各有不同，有的需要輪班工作、甚至通宵工作，因此工會成員難以協調開會時間。加上，會內並非每位理事都懂得處理文書和會計工作，如：撰寫會訊、會議記 綠等，黃迺元笑指，「很多工友做了一輩子清潔工，也不曾想像自己有天要學通做會 計工作。」並大嘆工作量比以往多，「不懂都要學，繼續走這條路的話，大家一定要 花更多力氣克服這些問題。」

黃迺元坦言，職工盟的倒下，無疑是削弱工友對工會前途的信心，惟無阻他對工會前路的熱忱。現時，清潔服務業工會正打算透過社交媒體平台，為清潔工友和公司進行網上職業配對工作，以拓展工會的收入來源。同時，工會希望籌辦職業培訓課程，一方面提升工友的技能，和取得行業認證之餘，還有助招募新會員。黃迺元明白工會前路艱難，但仍盼望一同與正在工運路上前行的組織繼續努力走下去，「工會從來都是受打壓、面對著話語權不對等、人力和資源不足，（然後）苦苦支撐，走過一座又一座大山，我想這種彰顯社會公義的精神是應該繼續走下去。」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協助工人談判成功 香港工運並未停步

今年11月，Foodpanda（香港其中一家網上外賣平台）外賣員因被削減服務費發起罷工，最後外賣員成功與資方談判達成共識。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關注自僱外賣員的勞工 權益，其總會幹事陳子傑指，在這次外賣員罷工事件上，總會扮演協作者和促進者的角色，例如：在通訊群組向外賣員提供談判方向、整理群體意見，以及擔任翻譯員，協助本地和南亞裔外賣員進行溝通。他直言：「反映香港的工運發展並沒有因職工盟宣布解散而停步。」 

談及職工盟解散，陳子傑大嘆可惜，用「阿媽」（意即：母親）來形容職工盟，「阿媽總有一日會離開，子女亦是時候自立。」他強調，工會不會因職工盟倒下而消散，表示未來仍會堅持走下去，「香港的勞工問題一直未有徹底解決，甚至變得更加嚴峻，需要更多人發聲。」 

被問到失去職工盟的支援後，工會處理是次工潮會否比以往吃力，陳子傑則表示，「暫時還可以，但（工潮規模）若是去到碼頭工運（規模）般，就有很大差別。」他指，以往職工盟會安排同事到工潮現場，除了向工人提供談判策略及技巧外，亦會派人到不同群體中，收集和整合各持份者的意見。陳子傑舉例，在商議談判限期時，每位工友的取態各有不同，有人想暫緩罷工以避免失去工作，有些工友則想繼續堅持罷工，「若沒有接頭人控制場面，群眾就自自然然離開，沒有群眾就沒有運動，罷工就變得沒有意思。」陳子傑認為，若這次Foodpanda工潮有更多人手支援，組織便會更完善。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有獨立會址，用作辦公室和舉行會議，且現時有2名全職員工，負責處理會務工作。陳子傑坦言，人工和租金是工會的主要開支，並承認現時有一定的財政負擔，「現在『馬死落地行』，見步行步。」他又指，招募新會員比以往困難。他留意到職工盟宣布解散後，工會知名度逐漸減小，普遍大眾更誤會「工會已死」，對工運和組織失去信心，削減工友「入會」和「續會」的決心。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會：重新編排事務優次 向小工會提供協助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會（下稱：社總）外務副主席張志偉表示，社總作為社福界的大工會，及職工盟其中一個創會成員，未受職工盟解散所影響。社總擁有獨立會址，日常會務運作也有全職組織幹事負責，過往不需要職工盟提供太多協助。

反之，在香港整體勞工政策發展上，如：標準工時、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工人罷工等議題，社總多與職工盟聯合發表聲明和立場書，甚至一同出席立法會聽證會。面對職工盟解散，張志偉坦言，「以後應會優先處理社服界相關事務，大議題要靠後，或待至社會討論升溫再議。」他認為，單靠工會個體的聲音難以獲得足夠力量改善勞工政策，並直言職工盟解散，意味着香港工人與社會的關係發展正在倒退。 

張志偉還提及，職工盟屬會下的社福界小工會，包括：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及香港復康機構工場導師會，所受到的衝擊較大，如：他們都沒有會址舉行會議、及存放物資、缺乏經費等。他又解釋，以往社總接到非會員的求助個案時，往往只能給予初步意見，一旦個案涉及勞資糾紛及追討賠償的問題時，則會透過職工盟找到合適的社福界工會接手個案。張志偉擔心，未來失去職工盟行政上的支持，小工會理事又需兼顧正職，則令工會處理個案的效率下降。故此，社總在11月初曾與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開會，討論他們的難處和需要。

預計工會解散有趨勢上升 日後難覓工會注新血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劍華一直研究香港社會政策及民意調查。他指，自職工盟解散後，可看到政府對工會的法律保障十分薄弱，甚至可因政治因素而直接從行政機關將其除名，「這是在本該享有結社自由的文明社會裡，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他估計未來一、兩年內，不排除有工會陸續解散，特別是早年為爭取功能組別議席而設的新興工會，擔憂受政治打壓而自行解散。 

他又表示，新工會另一個要面對的問題，是職工會登記局的審查，加上職工盟舉辦的組織幹事培訓班不復存在，未來難以發掘公民社會中的有心人。他無奈地說：「連個人的聲音都被淹沒，組織的聲音更不容於體制。」

鍾劍華估計未來一兩年，不排除有工會因憂慮政治打壓而陸續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