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從香港浸會大學電影系畢業的梁奕豪，現時是一名「自由攝影師」。對此稱呼，他頗為無奈地表示，「動聽一點就叫自由攝影師，直接一點就是失業」。即使此刻不再是媒體攝影記者，他的鏡頭依舊聚焦於時事。正如梁奕豪所言「Once a（一旦是一名） 記者，Forever a （永遠是一名）記者」，他不是被記者的頭銜所吸引，只是他熱愛做的工作崗位剛好叫「記者」。
《立場》停運後失業 歎失投緣新聞機構
梁奕豪甫坐下來便笑着安慰我們，「放輕鬆，不用緊張，我也訪問過人。」這番話使他更像是與我們閒談的前輩，而不僅是一位受訪者。從記者變為受訪者，他並沒透露出半分緊張與不自在，而是處之泰然，將自己的故事娓娓道來。曾於不同媒體任職的他，毫不猶豫地直言，《立場新聞》是他最喜歡的新聞機構。畢業於電影系的他，鍾愛用影像說故事，而《立場新聞》正正「在影像部分花了很多心機」，亦在內容選材方面，給予他很大的自由度。
可惜天意弄人，去年12月，《立場新聞》停運，本來負責製作及影像工作的他隨之失業。提及停運一事時，他看似輕描淡寫地說，自己早做好公司會停運的心理準備，但言語中藏不住的是一絲淡淡的哀愁。因為入職年資短，當時他並未有太多感受，只是心情經過沉澱後變得沉重。每每回想起這一刻，他仍會「痛一痛，猶如情侶分手」。他憶起，停運的兩天前，同事們還聚在一起慶祝聖誕節，但兩天後再聚在一起，卻是決定公司停運和道別。他感歎，不久前的相聚狂歡，恍如南柯一夢。
兩次追囚車拍攝 前後身份已改變
梁奕豪清楚地記得，自己作為攝記的首次任務，就是要拍下前學生領袖周庭走下囚車的影像。為了僅僅十秒的畫面，他從早上九時等到黃昏六時，期間連廁所也不敢去，飯也沒有吃，加上當天下雨，又濕又凍，「那是我第一次等到開始懷疑人生。」他深刻體會到記者的辛苦並不在於如何捕捉到畫面，而是苦等想要的畫面出現。
一年後，同樣是送囚車的情景，這次裏面坐着的人卻換成了他的兩位前上司，《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和署任總編輯林紹桐。正當梁以為自己還是以記者身份追車時，卻被警察警告和攔截，莫名的恐懼頓時湧上他的心頭。「以前被警察查問，我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我是記者，然後繼續拍攝，完全不用害怕。但那天再次被查問時，我竟結巴了一下。」他在那一刻才突然意識到，他現在僅是一名普通市民，已非以往那位可以留在採訪區内的專業攝影記者了。
不為「光環」入行 只為記錄香港
梁奕豪應徵過兩次《立場新聞》的工作。在第二次面試時，上司問他「為什麼你這麼堅持要做記者？很多人都是一時衝動，甚至為了所謂的『光環』，你是不是一時興起才想做記者？」 在香港電台任職時的同事亦曾問他，「現在人人都想轉行，你可以不用從事這行卻偏偏選擇入行，你不覺得自己很傻嗎？」。
梁細細也反思過這些問題。他並沒有覺得做記者很偉大，只是靠自己想記錄香港的一顆心，才堅持要做記者。他認為，「每張相都能代表拍攝的那個時代，現在重看97時舊香港的照片，你會覺得懷舊，但那時候看反而會覺得平平無奇，但十多年後再看，就會有意義」，紀錄的意義不一定會立即浮現，但將來回顧的時候就會凸顯出來，因此他想為現在的香港，留下時代的烙印。
記者入行之路不易 社交平台抒己見
梁奕豪畢業後在100毛網絡電視台任職撰稿員，負責與時事相關的節目，但當時沒有人指導他應該如何寫新聞，而且節目性質也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讓他感到難以適應。他不久後「裸辭」離開100毛，失去了媒體人身分，也沒有消息渠道、人脈和經驗，轉行做記者難上加難。即使他願意無薪入職，也沒有媒體願意聘請，他只好開設個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拍下的相片。
直到2020年在香港電台任職短期合約的多媒體記者，他才真正接觸到新聞行業的運作，而且其中的學習過程也並不容易。他無奈地表示，公司裏很少前輩願意向只有一年合約、如白紙一張的他傾囊相授經驗，「自己摸索一下，錯着錯着你就能學會」，這是前輩給予他的忠告。他惟有像嬰兒牙牙學語般，在每次採訪工作中向行家學習，累積經驗，才漸漸熟悉記者的工作。
感人故事難抽離 代爲發聲盡綿力
隨着接觸的受訪者越多，聽到的故事越深刻，梁奕豪心中常在記者的職業操守和同理心之間掙扎，「有人覺得記者沒用，只會消費受訪者的故事。」他坦言，做「故仔」期間難免會代入受訪者的情緒，但過後必須及時抽離。
當中最令他難以忘懷的一個故事，是以「麥難民」為主題的一次影像訪問。該受訪者有智力問題，家中破產，被家人遺棄，不懂得照顧自己，長期睡在麥當勞。梁指出，大眾普遍認為在麥當勞裏的露宿者是因為吸毒、犯法才流浪在外，但其實也有人可能是因為遭父母拋棄，有家歸不得。他説到這裡，深呼了一口氣，並感慨道，「每個人落難的背後，都有着不為人知的故事，根本無法用三言兩語概括。」他接着說，也知道長貧難顧，個人能力有限，而且扶貧也超出了記者的職責所在，有時只能忍心無視。他認為無論同情與否，把故事報道出來，也算是為弱勢社群發聲。他事後也聯絡了社工，希望能為受訪者提供協助。
媒體選擇收窄感迷惘 擺脫名銜束縛守初衷
儘管所服務的公司停運，梁奕豪也不再是一名攝記，但他記錄香港的初衷卻從未改變，「其實名銜不一定是記者，也可以以個人的方式去記錄，毋須很偉大。」他認為記錄香港的方式有千萬種，不應拘泥於「記者」這個身分。「身為記錄者，本來就不會盲目偏向任何一邊方，只記錄真實相。」梁表示，若要讓作品有說服力，立場就要持平，即使現時存在很多不能觸碰的紅線，他也不會刻意「走趲（有轉彎餘地）」。
隨着香港新聞機構的選擇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記者選擇轉行。看到身邊有不少資深的媒體人也準備轉行，梁奕豪也惋嘆人才的流失，並對此感到失落和無措。他低垂着頭說：「當一些比我更有熱誠和能力的人都在迷惘時，我這些尚未『泥足深陷』的人，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他還補充說，尚未確定會否留在新聞界，但未來或許會繼續從事攝影工作。
梁奕豪最後寄語道，「不是只有記者才能記錄香港發生的事。」
《San Po Yan Magazine 新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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